全球化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决定了20世纪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因此，如果分析⼈类在21世纪乃⾄以
后的前景，必须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在已经过去的历史中的实质和作⽤，准确评价其引领
的、在当代依然持续的潮流。为此必须对全球历史进程有恰当的认识。
⾸先，要摒弃⼤多数国家所推崇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版本：按照这⼀版本，现代⼈类⼤
约是在数万年前出现在地球⽣物圈中的，也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次出现⼈类；地球各个地区
的最早⽂明，出现在数千年前；⾃从发明⽂字、出现历史记载之后，我们对历史就掌握得⽐
较全⾯；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世界贸易发展的结果，因⽽对于整个历史⽽⾔是相对
年轻的现象，这⼀现象具有社会⾃发性——就是说，⽆论是从⼈类⾃⾝内部还是从外部，都
⽆法对其过程进⾏控制。
马克思主义就是出现在对历史的这种理解的发展过程中，并且提出两个论点，为这种
理解增添了重要依据：
1）受剥削阶级为争取⾃⼰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进⾏的⽃争是“引领历史的⽕车头”；
2）受阶级⽃争和⽣产⼒发展影响⽽出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更替，是历史规律，它最
终会导致建⽴共产主义——即⼀种全球性的、⽆阶级之分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社会⾥没
有⼈压迫⼈、⼈剥削⼈的现象；所有⼈都是⾃由的；社会⽣活和经济活动的组织开展都是符
合当时科学所能够认清的客观规律。¹
然⽽⽬前考古学、古⽣物学、地质学、民族学、档案学等积累的⼤量事实，却否定这
⼀全球历史进程的主导版本。这些实例与主导版本不相符，因为按照这种主导版本，是不可
能出现这些事实的。
如果不考虑世界史的这种主导版本⽽去阐释这些事实的话，则⼈类历史展现的将完全
是另外⼀种情形：存在过⾼度发达的史前⽂明，在科技发展的某些指数上甚⾄⽐⼈类⽬前所
达到⽂明程度还要⾼。当时⾄少有两个种族：⼀种是“精英种族”，他们在寿命、⽂化发展
的⽣物潜⼒以及本⾝的⽂化发展⽔平，都超过了另外⼀个种族。⽽另外⼀个种族实质上就是
奴⾪种族，他们为“精英种族”提供服务，将他们视为“神灵”。这⼀⽂明⼤约在1万3千年
前消失了，原因是全球性地质灾难，这⼀灾难改变了地球⾯貌，其中⼀点就是岩⽯圈相对地
球⾃转轴发⽣了滑转。在这场浩劫中存活下来的⼈，⼤部分失去了记忆，成为蒙昧的野蛮
⼈。⽽⼩部分存在下来的“精英种族”保持了记忆以及各种基础知识和应⽤技能，这些⼈按
照⾃⼰理解中地球应该具备的⾯貌，开始了复兴地球⽂明的使命。正是这些⼈奠定了地球上
不同地区的古⽼⽂明，他们教会野蛮⼈农业⽣产、⼿⼯艺，建⽴了国家机制。这在各⼤陆各
民族关于世界⼤洪⽔的神话传说、以及关于⼤灾难之后的最初⽂明是“神创”的传说中都有
反映，这些创建新⽂明的“神灵”，作为沙皇和⼤祭司，曾在数千年间统治过这些⽂明。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全球化理解为旨在建⽴能够联合所有⼈类的全球统⼀⽂明的进
程，那么全球化的历史就如现在的全球⽂明⼀样久远。并且全球化是⼀个客观进程，因为其
中反映的是⼈类的⽣物学统⼀，即⼀种⾝负⽂化发展潜⼒的统⼀⽣物类别“Homo sapiens
（智⼈）”。这⾥所谓的“⽂化”，是指不能依靠⽣物类的基因机制以现成⽅式被遗传的所
有信息和规则系统。⽂化不会被基因编程固化，因⽽具有变异性，⽽每个⼈都有可能做出⾃
⼰的⼀份贡献——⽆论是对⽂化的发展，还是对⽂化发展的变异以及其衰退。所有都取决于
⼈的道德以及受道德影响的世界观⼼理。以上所⾔，既涉及全球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化，也
涉及到民族⽂化—⽽每种民族⽂化都在⼀定的⾃然-地质圈及政治氛围中，受社会发展影响
⽽具有⾃⼰的独特之处。
⽂化的变异性以及⼈类对其影响的多变性结果，就是全球化的变异性，即⼈类社会本
⾝从内部对全球化控制的变异性。最近的种种情况，要求我们必须从“充分通⽤管理理论”
（“通⽤”——意为运⽤的普遍性）⽴场来看待世界历史。这在苏联时期就已经这样做了—
—在《死⽔》⼀书中有论述。该书当时曾介绍给中华⼈民共和国驻俄罗斯⼤使馆的⼯作⼈
员，以及上海⼤学的校长。
要想进⾏管理，必须要明确⽬的、路线及达到⽬的⼿段。这种三位⼀体的明确性，就
体现在管理理念中。如果从“充分通⽤管理理论”⾓度分析全球历史进程，就会发现，实际
上从法⽼和先知时代的古埃及时期（⼤约公元前3500年）起，全球化就具有可控性。⽽埃
及却是全球化的第⼀个牺牲品，其⼤祭司的继任者将全球化掌控起来，此后这些继任者们不
再需要埃及这样的古⽼超级⼤国，从⽽将其贬⾄罗马帝国⼀个偏远省邦的地位，⾃从崩溃以
后，埃及再也未能恢复法⽼时代的地位。
古埃及⼤祭司继承者们推⾏的全球化理念就是《圣经》，尽管很少有⼈会认识到它是
⼀种全球化指导理念。因为《圣经》在数千年来都是若⼲区域性⽂明（西⽅、俄罗斯、南
美）的⽂化基础，在这些地⽅它被奉为“圣书”，仿佛是向⼈们传达⾄⾼⽆上的⼒量——神
灵、缔造者和主宰者——的旨意。⽽以《圣经》为基础的全球化的推动⼒量，是全世界连同
其栖息者和他们的财产⼀起，被犹太（按宗教信仰）“精英”通过《旧约全书》中所允许的
跨民族的⾼利贷⽽收购。⾼利贷——在游戏理论术语中，是⼀种⾮零⾦额的游戏，在游戏中
赢得的钱总是落到放债⼈⼿中，⽽其他则完全受制于放债⼈所建⽴并垄断的“⾦融⽓候”。
然⽽在这⼀理念基础上推⾏的全球化，在21世纪初时却⾛进了死胡同。这是圣经⽂化
受《古兰经》出现的影响⽽收住全球扩张步伐的结果——《古兰经》直指⾼利贷⾏为是⼀种
魔⿁。另外，也受到全球许多地区形成穆斯林⽂化的影响，以及成吉思汗所作所为的影
响——他试图推⾏对抗圣经⽂化、在其他原则基础上进⾏的全球化⽅案，这种⽅案最终未能
取得成功，却遏制了圣经⽂明在亚洲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出现在传统的圣经信仰影响⼒消失之时，它作为⼀种世俗社会的意识形
态，是建⽴在当时⽆神论科学的成就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要在所有社会既对传
统的圣经信仰、也对建⽴在资产阶级⾃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失望之时，完成过
去那种古埃及式全球化⽅案。在全世界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进⾏的社会主义⾰命进程
中，应该出现多民族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这种结构应该能解决⼈类的所有问题，
从⽽进⼀步发展为共产主义。然⽽，⾃20世纪后半叶起，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完成计划陷⼊
了危机，结果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被资产阶级⾃由主义积极分⼦们摧毁，协助他们的是社
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蜕变分⼦，⽽其居民也采取不抵抗态度，积极参与到资本主义修
复进程中。结果是，⽂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全球性⽣物圈-社会-政治危机，到⽬前变得更加
尖锐了：以资产阶级⾃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除了⼤众贫穷和⽂化缺失以及⽣态问
题之外，不能带给我们任何其他东西；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由于其内部就⽆法
⾃⾜，因⽽在很多国家最终垮台。在⼀些国家，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垮塌之后保留了国家政
治的共产主义定位，我们认为，这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相匹
配的结果，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服从于他们⾃⼰民族的独特⽂化发展的结果。
其实马克思主义内部就是⽭盾对⽴的，⽽且这根本不是那种最终会导致发展的辩证对
⽴。这是另外⼀种⽭盾。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将马克思
主义视为⼀种有机系统，其包含三个组成部分：
·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其中结合了⾃然唯物主义和⿊格尔的辩证法；
· 政治经济学，其建⽴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按照这⼀理论，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
建筑，以及剩余价值的分配⽅法和形式；
· 社会主义理论。由于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理论从最初
的关于共同幸福以及⼈类、社会、⾃然之间和谐关系的乌托邦思想，⽽最终成为社会发展的
科学。
但是，与列宁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相反，在马克思主义中，有⽣命⼒的只有
关于必将在全球范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论点。⽽这⼀直就是⼈类的古⽼理想，梦想回到“黄
⾦时代”，回到“天堂”，在地球上建⽴“上帝统治的家园”（摩西、基督、穆罕默德所宣
扬的正是这些内容，尽管从历史上看，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真正向其追随者教导的
却是完全另外⼀种⽣活意义）。
⽽为了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必须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具，在马克思主义中并
没有实际功效，其结果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主权和社会⽂化独⽴性是不可能的。
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塑造了社会中⼈们的⼼灵，⽽实际统治社会的权⼒，最终却不是落在
这个社会⼿中，⽽落在跨国政治⿊社会⼿中。这些⿊社会不仅通过收买和安排管理⼲部来推
⾏⾃⼰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他们绕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依照的原则是“每个⼈按照⾃⼰
的理解为⾃⼰⼯作，因为⾃⼰理解少⽽为理解多的⼈⼯作。”。
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特性，是因为其哲学与⼈的⼼理不相符，还因为其政治经济学不可
量化的缺陷。这些特性⼀直不为⼤多数⼈（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所知。
在古希腊，所谓的辩证法，是指通过设置引导性问题寻找真理的技能。⼈们对世界的
有意识认知，具有离散性特点，也就是说，在设置问题和寻找答案时，解决的是⼀个个的离
散不定式，如“是—否”，“是此—⾮此”等等。因⽽辩证法作为⼀种达到真理的技能，是
固化在⼈的基因当中的。然⽽在⼀些⼈的⼼理中，辩证法被运⽤得很有效，⽽在另外⼀些⼈
的⼼理中则不然。上⾯所说的这种辩证法，因为是⼀种技能，还因为任何⼀种认知-创造⾏
为都是独⼀⽆⼆的，因⽽是不可能被形式化的。然⽽⿊格尔就试图将辩证法形式化，⽽结果
是⽤⼀种被提升到辩证法⾼度的逻辑学偷换了辩证法。1846年，皇家科学院通讯院⼠А.С.霍
⽶亚科夫在其著作《俄罗斯⼈对于外国⼈的看法》中曾⾸先指出，⿊格尔⽤意识层⾯的逻
辑，排挤了⼼理层⾯的⽆意识能⼒，因⽽⿊格尔哲学是没有信服⼒的。但是霍⽶亚科夫的观
点并未被⼈所理解，也没能妨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格尔的形式“辩证法”的同时，也
继承了其的⽆信服⼒。
⽽事实上，认知层⾯的逻辑学只能解决两项任务：解释由⼼理的⽆意识层⾯所产⽣的
认知-创造⾏为结果；向⼼理的⽆意识层⾯提出任务。
⽽掌握辩证法技能，则要求组织⼼理的意识与⽆意识层⾯之间的对话，协调好这⼀信
息-规则系统。⽽这反过来⼜要求具有⼀种⼼理模式，任何⼀个⼈只要与该模式相关联，就
可能在⾃⼰⾝上建⽴有效的辩证法认知-创造⽂化。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还是其
后的各代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去研究这个问题。
⽽结果是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未能建⽴任何⼀种管理理论，⽽离开这种理论，社会中的
管理就变成⼀种极个别⼈才掌握的“神秘技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状况也未见更好。
⾸先，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适⽤：对于组织挖⼟⼯⼈作业其可能适⽤，
⽽对组织科研活动就不适⽤。这点就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法量化的
缺陷。斯⼤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就最早指出这⼀状况。在该书中，斯⼤林建
议放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范畴，如“必需产品”和“剩余产品”、“必需的”
和“剩余的⼯作时间”，因为这些概念在经济活动中根本⽆⼀席之地。
其次，在制定价格时，除了⽣产成本以外（⽣产成本某种程度上可以⽤价值劳动论来
认定）还有⼀些其他因素在起作⽤，其中最主要的是潜在销售⽅和购买⽅的需求。这些需求
受其道德⼼理影响，也就是说，会受到纯粹的⼼理因素影响。这些⼼理因素最终形成⼀种偏
好统计—⽽正是这些偏好决定了所有市场的⾏情。
第三，“价值由⽣产⼯具转移到产品上”之类的术语，并不代表客观存在的经济现
象，⽽是为了计算折旧费⽤的会计操作，这种操作是由法律作出规定的。
鉴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了这些虚构概念，它们根本不可能与现实相对应⽽被
量化计算，因⽽⽆论是在国民经济的微观层⾯，还是在其宏观层⾯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都不可能与会计核算结合起来。因此，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体系也⽆法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结合起来，既不能由其产⽣，也不能依靠它。
这两个因素——⼀是辩证唯物主义认知⽅法论的⽆能，⼆是政治经济学不可量化的缺
陷——加之缺乏与⽣活相符的⼼理学和管理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两位经典导师的理论被教条
化的情况下，由于本着“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万能的，因为它是正确的”²的原则，⽽成为苏
联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危机与崩溃的科学-⽅法论原因。
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并⾮在⼈类发展史中⼀⽆是处。因为所有的哲学都可以归为两类之
⼀：⽅法论哲学和教条主义哲学。每种类别的哲学运作⽅式不同。教条主义哲学的⽅式是：
“出现问题了？——那就去找正统的经典⼤师寻找答案，或是将他们的观点组合成⼀个答
案。”⽽⽅法论哲学的运作⽅式则不同：“出现问题了？——那就去掌握哲学所提供的认识
和创造的⽅法，然后⾃⼰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现实的情况是，在后希腊化时代，马克思
主义成为⾸个在欧洲和俄罗斯⽂化中通俗的（⼤众化的）⽅法论性质的哲学。因此，在其掌
握过程中，⼀些⼈将其视作绝对真理，⼀些⼈视其为歪理邪说，还有⼀些⼈（少数⼈）从中
领会到了真正的认识和创造的⽅法论，认为这种⽅法论是可以完善并发展的。以上对马克思
主义的种种质疑以及将来要放弃对其的依据——这些都是现实的历史性结果。这是因为我们
过去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种⽅法论哲学，并营造出某种可以让我们提出问题并去解决问题的
⽅法论⽂化，⽽事实上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解决不了，甚⾄都发现不了。这点在俄罗斯
所推⾏的公共安全理念中得到反映，这种理念的原则是社会倡议、以公开⽅式吸引有意者参
加。
公共安全理念的内容是：
· 在⼈的⼼理模式基础上阐释认知与创造的⽅法论，每个⼈都可以将其在⾃⼰⼼理中所
看到的东西与这种⽅法论相关联，这样的结果就是只要愿意，每个⼈都可以打造出有效的个
⼈认知-创造⽂化；
· 阐释充分通⽤（是指运⽤上的普遍性）管理理论，这种理论可以让我们1）将任何⼀
些过程解释为局部管理过程，这种局部管理过程出现在包含这些过程的更⾼层次的管理过程
中；2）可以与认知与创造⽅法⼀起，作为在科学或其他社会⽣活领域⼯作的专家活动联系
与协调的语⾔；
· 从充分通⽤管理理论⾓度，审视⽂化多样性社会以及全球⽂明的各个⽣活⽅⾯：在建
设共产主义、克服全球⽣物圈-社会-⽣态危机等问题中的宗教关系和民族关系，微观和宏观
经济管理及其他⼀系列局部问题。

¹ 自由—就是被意识到的必须性（弗恩格斯）
2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